戴卓爾夫人1979年上任時, 英國的工會發動許多大型工潮而正值英國經濟水深火熱的財赤, 這位首相既要減少政府開支亦要面對工會要求福利的壓力.  當時工會權勢均比今天的大, 而當時英國工黨的影響力很大, 加上冷戰仍未結束, 共黨國家及其意識形態亦明顯與資本主義國家有重要分別, 左翼思想偏向維護工人利益及視資本政府及商界為敵人, 維護工人權益便是與資產階級抗爭.

與今天部分歐洲國家面對的財赤問題, 政府要削赤便要削支, 削支必定影響工人利益, 不同的是今天受影響的不單是勞工階層而是所有的打工仔.  政府近乎要與整過社會不同階層為敵.     歐洲財赤國有歐盟幫助但削赤是必需, 削赤似乎必需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領䄂.   當年戴卓爾政府面對工會不惜推出新的反罷工法律, 新法律不容許工會在沒有投票下進行罷工, 更把合法罷工理由收窄至與工資及實質福利有關的議題, 這限制了不同工會以支持其他工會罷工為理由而進行罷工.  這法例仍限制了工會以"佔領"(picketing)工作地方為威脅, 使其他不罷工的工人不能上班.  除了在法律上入手外, 戴卓夫人政府更在政治層面抹黑工會及要求工人在國家經濟不境時開工.

回看今天香港持續15天的碼頭吊機工人罷工, 這工潮得到廣泛香港市民的支持.  這幾天更有來自澳洲的碼頭工人工會的支持, 北京大學生仍有聯署支持.  工潮的開始香港市民已自發帶資源到罷工地方去支援工人.  工潮得到市民的支持, 跟這次工潮資方是李嘉城有極大的關係.  多年來香港一般市民已對地產商的營商手法感到不滿, 而香港政府特別是曾蔭權政府對這些地產商的維護, 特別是傾斜的土地政策, 很難令港人不相信官商勾結, 令大部分港人不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這種不公義近年更是可見的不公義, 貧富靜俏俏地把香港地方分割了, 無論是住公, 公共設施, 學校, 商場食店.  長遠而言這種貧富隔閡不單使貧窮作為誇代貧窮, 間接減低社會的上流動力, 更令社會上失去了保貴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不同階層的非經濟連繫令人與人之間曾加信任及分享社會資源, 這會減少社會中不同階層的衝突.  不過近十多二十年的經濟發展, 特別是土地政策及過分依賴金融業務的發展, 隔閡的墻在香港中慢慢形成.   政府不單在整個工潮中不能作強勢政府, 勞工及福利局長完全沒有道德強勢去感染勞資雙方.  而勞工福利局甚至亦不能啟動任何非官方及商營機構進行協調工作.  可以說, 政府是這個工潮中最大的輸家.

戴卓爾夫人的年代仍相信政府作為權力的核心, 要帶領社會發展, 所以她相信要領袖要以強勢管治, 內政以法律執法人員的武力來維穩, 對外則以軍武來光復Falkland Island.  但時至今日這種信念及管治核心信念已過時, 政府的角色已不單的強勢管治者, 更重要要的功能是齒動(steer)不同的民間組織及商界機構, 共同發展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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