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He Stands and Here I Stand

土耳其藝術家甘度支(Erdem Gunduz)

閱讀更多關於土耳其最近發生的警民衝突令我想到今天香港的政局。土耳其自五月尾開始至今不斷有市民示威，反對總理Erdogan改建Gezi Park成為大型購物商場的計劃。反對者扎營佔領Gezi Park，當地警方隨後用不必要的暴力清場。總理不單沒有因為明確的反對聲音而延後其改建計劃，他認為示威是動亂，且有外國勢力介入聯同土耳其的反對派策動這些動亂，更聲言忍無可忍時會以更大的武力鎮壓示威。單從總統發言的內容，讀者難以相信那是一個民選總理對公眾的說話，其實自2003年Erdogan所屬的政黨贏了三次選舉而他則是該黨的領袖。

不過反對者沒有退下來，示威仍然在全國蔓延。漸漸政府與反政府群眾形成對立， 英文standoff便是形容這種僵局。 就在這時一位從事編舞的藝術家走到伊斯坦堡塔克辛廣場（Taksim Square）的中心，面向土耳其國父紀念外的國旗及國父Mustafa Kemal紀念館肅立，他打算以長期肅立的方式反對當局的改建計劃。在這standoff的僵局中，這仁兄以standstill作為抗爭。

不在土耳其及不理解其政治局面的人會難以理解土耳其人的不滿現政府的根源，為何一個市區重建計劃會惹來全國性的反對浪潮？任何一個發展中的大城市也有重建計劃，為何這計劃令全國人民出來反對總理？

甘度支的肅立抗爭的細節令我們明白土耳其人對現政府的不滿是什麼。甘度支面向的那位國父就是把土耳其從之前鄂圖曼/土特曼帝國(Ottoman Empire)及盟軍解放出來的Mustafa Kemal將軍。現今土耳其共和國(Republic of Turkey)立國於1923年，之前土特曼帝國在一戰中戰敗部分土地被盟軍接管，當時Mustafa Kemal將軍發動反抗戰爭成功使土耳其獨立。

這名將軍亦是他們第一任民選總統Mustafa Kemal，立國後國會把Ataturk(father of Turkey)尊稱加在總統名字。上任後Kemal大力推動全面西化的政治改革以獲國際認同及以防土特曼王朝重回政權。 他有六項六個立國原則，其中最重要的原則是民治(populism)及世俗化政權(Laicism/Secularism)。民治(populism)並不單指民主政制，為了打破以往的帝制統治，Kemal強調人民要監督政權人民要維持一種對政權的警覺。世俗化政權(Laicism/Secularism)即政權獨立於宗教(回教)的干預，以往土特曼王朝時代，回教與王朝差不多是共治伙伴，法律中有不少是回教對信徒的道德規範。

立國之初Kemal既要爭取國外的承認也要令以回教徒為主的國民，世俗化政權這議題成為當時土耳其社會的主要政見分野。時至今天這亦是分化土耳其的主裂痕，雖然土耳其在憲法中已確保政權獨立於回教而土耳其亦加入了歐盟，但回教教會並沒有放棄籍政權管治社會的信念或野心。土耳其有九成以上的人是回教徒，是少有回教徒國家以世俗化及民主制度治國，不過䢫著中東局勢的改變，回教教派銳意對政治有更大的影響力以抗衡歐美對回教影響力的威脅。或許這解釋了為何土耳其有一半人支持總理的政黨，但有一半人反對他的管治。這才是土耳其的主裂痕，總理向回教教會的傾斜及其獨裁管治風格才是人民反對的主因。

這亦是土耳其立國時國父確立的一個重要價值，以憲政民主反尊權治國。甘度支的和平肅立是一種對立國價值的守護。執筆之時，香港大學民意調查指出港人對基本法中「一國兩制」跌至零，是97回歸後的新低。面對專權國家，香港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本錢，就如土耳其的民眾我們只可以盡力守護一些香港獨有的價值包括法治、反貪污、人權、民主等。

1517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95條題問扣問當時腐化的羅馬天主教庭，作為神學院老師他的行為有點像今天的Snowden，他當然面對教會對他的全面封殺。1521年神聖羅馬帝國最高領導對馬丁路德進行了一個類似審訊的會議(Diet of Worms)，他有機會面見當時的羅馬皇帝。最後馬丁路德的著作及本人被定性為異端，皇帝可以立時下令燒死他。面對極刑的馬丁路德在審判中說出名言“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在權力面前手無寸鐡的異見者往往被看成為離經叛道罪大惡極的叛徒, 無權勢到一地步只剩下心裏持守真理的信念及向強權說不的正義感, Here I Stand 及Standstill的堅持在不同時代不同處境演譯著相同的人性.